第十四章 远航

    一九九八年一月的河南，冷得像一把刀子。

    陈河生从火车上下来，脚刚踏上洛阳站的月台，一股寒风就迎面扑来，像刀子割在脸上。他在上海待了四年，已经习惯了上海冬天的湿冷——那种冷是慢慢地渗进骨头里的。洛阳的冷是干的，硬的，是直接打在脸上的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里有煤烟味，有尘土味，有烩面味。这是洛阳的味道，是河南的味道，是老家的味道。但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他说不上来。也许是少了父亲的味道，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味道。他们都走了，味道也散了。

    他背着旅行袋走出车站。广场上的人比去年少了，卖东西的摊子也少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广场上到处是卖年货的——卖鞭炮的、卖春联的、卖糖果的、卖干货的。今年稀稀拉拉的，没几家。远处有人在放鞭炮，噼噼啪啪的，声音在冷空气里传得很远，但听起来有气无力的，像人也冻着了。他找到去孟津的长途车，交了钱，坐在最后一排。车里没几个人，都缩在座位上，昏昏沉沉的。车开了，在寒风里颠簸。路两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，光秃秃的枝丫像干枯的手指，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
    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到了平乐镇。他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辨认着方向。从这儿到翟泉村，还有七八里地。没有车了，得走回去。他背上旅行袋，沿着石子路往村里走。月亮升起来了，不太圆，但很亮，照得路面发白。路两边是麦田，麦苗冻得发紫，在夜风里瑟瑟发抖，叶子卷起来，像怕冷的孩子。远处有狗叫，一声两声的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，但叫声里有气无力的，像人也饿着肚子。

    他走得不快，也不慢。七里地，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但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地走，好像在享受这个过程。他想，这条路，大哥走过，母亲走过，父亲走过。现在他也在走。但这一次，他总觉得这条路比以前长了，长了不止一倍。心里不踏实，像有一块石头压着，喘不上气。

    走了半个多钟头，看见了村口的灯光。几盏灯，昏黄黄的，在黑暗中亮着。他加快脚步，走进村子。村街上没人，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他走到家门口，停下来。院门关着，门缝里透出灯光。他站在门口，忽然有点紧张。他伸出手，想敲门，又缩了回来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敲了敲门。

    “谁呀？”是母亲的声音。声音比以前弱了，像风吹过的沙，细细的，轻轻的。

    “妈，是我。”

    门开了。母亲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旧棉袄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比半年前他暑假回来时又老了很多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不像以前那样亮了。她的背更弯了，像一张拉满的弓，随时会断。她看着他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眶红了。

    “河生？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像冬天的树枝，风一吹就颤。

    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母亲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脸，又摸了摸他的肩膀，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。她的手很瘦，骨节突出来，像干枯的树枝。她的手很凉，凉得像冰。然后她一把抱住他，哭了。她哭得很轻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眼泪流在他肩膀上，湿了一片。她的身体很轻，轻得像一片叶子，他抱着她，觉得她比暑假时又轻了。

    “妈，别哭了，我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回来好，回来好。”母亲松开他，擦了擦眼泪，“快进来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。”

    他跟着母亲进了屋。堂屋还是那个样子，但多了几样东西——一台电风扇、一台收音机、一个电饭煲。墙上的年画换了新的，是香港回归的纪念画，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并排飘着。桌子上的电视机换了——不是那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了，是一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，放在柜子上，用一块红布盖着。

    “妈，换电视了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你大哥买的。说彩色的好看，能看好几个台。”

    “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他说不贵。”

    河生没说话。他知道，大哥不会买贵的。但二十一寸的彩电，再便宜也要一千多块。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，也就挣几百块。他摸了摸那台电视机，外壳是塑料的，温温的，有太阳晒过的味道。但他总觉得，这个家里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他说不上来。也许是少了父亲的气息，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故事，也许是少了那些年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时光。

    大哥从里屋出来，穿着工装，脸上全是灰。看见河生，他笑了，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。“回来了？”

    “哥。”

    大哥的手还是很有力，但河生觉得，他的力气比以前小了。他瘦了很多，颧骨突出来了，眼窝凹下去了，头发白了一大半。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。他的嘴唇干裂着，有几道血口子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像熬了一整夜。

    “哥，你瘦了。”

    “没事。结实。”大哥拍拍胸脯，但拍出来的声音是空的，像拍一个空桶。

    “工地上活多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多。今年活少。”大哥低下头，“不过没事。够花。”

    河生看着大哥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难受。他在上海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有书读，有课上。大哥在工地上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挣十几块钱，还要养活一家四口。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，欠太多了。但他知道，大哥不会让他还。大哥要的，不是他还钱，是他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，好好为国家做事。

    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条。面条是手擀的，很细，很匀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，撒着葱花和香菜。汤是骨头汤，熬了一整天，浓浓的，白白的，香得让人流口水。她把碗放在他面前，说：“吃吧。饿了吧？”

    “谢谢嫂子。”

    他端起碗，吃了一口。面条很筋道，汤很鲜，蛋很嫩。他吃得很慢，一口一口地嚼。这是家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。但他总觉得，这碗面条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也许是少了父亲坐在对面抽烟的样子，也许是少了德顺爷蹲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。他们都走了，味道也淡了。

    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，不时说一句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风吹过麦田，沙沙的，细细的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吃了没有？”

    “吃了。你吃你的。”

    河生知道，母亲没吃。她总是这样，等孩子们吃完了，她才吃。他夹了一半面条，放在另一个碗里，推到她面前。“妈，您吃点儿。我吃不了这么多。”

    母亲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碗，没有推辞。她端起碗，慢慢地吃起来。她吃得很慢，一口一口地嚼，像嚼着一辈子的苦。她的牙掉了好几颗，嚼东西的时候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像在吹气。嚼了几口，她停下来，用手捂住胃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没事。胃有点不舒服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去看医生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看了。没事。就是老毛病。”

    河生看着母亲。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，嘴唇干裂着，额头上有一层细汗。他的手抖了一下，筷子差点掉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别骗我。您是不是又没吃药？”

    母亲低下头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妈！”

    “吃了。就是这几天忘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河生没有睡。他坐在母亲的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很瘦，很凉，骨节突出来，像干枯的树枝。她睡着了，呼吸很轻，很慢，像一缕烟，随时会散。他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脸上有那么多皱纹，像干裂的河床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，像冬天的雪。她的嘴唇干裂着，有几道血口子。她的眼睛闭着，睫毛在微微颤动。她老了。真的老了。不是那种慢慢变老的，是那种一下子变老的。

    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背着他去赶集。她走得很快，很稳，背很直，像一棵白杨树。他趴在她背上，看着路两边的庄稼，觉得世界很大，很安全。现在，她躺在这里，像一棵被风吹倒的树。他趴在她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觉得世界很小，很脆弱。

    他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她的手指轻轻动着，像在摸他的脸。他闭上眼睛，眼泪流下来了。他没有擦，让它流。流到她的手背上，湿了一片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河生带母亲去了洛阳。

    他借了大哥的摩托车，让母亲坐在后面，开得很慢，很稳。母亲抱着他的腰，很紧，像小时候他抱着她一样。风从耳边刮过，母亲的头发飘起来，白花花的，在阳光下像雪。路两边的麦田冻得发紫，麦苗蜷缩在地面上，像一群怕冷的孩子。

    到了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，他挂了专家号。医生是个老专家，头发花白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慢。他给母亲做了检查——胃镜、B超、血常规。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河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    “胃溃疡，中度。有出血点。需要住院治疗。”医生看着检查报告，“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发展成胃癌。你们家属要重视。”

    河生的眼泪流下来了。“医生，住院要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“先交五千块押金。后续治疗费用根据病情确定。”

    五千块。他手里只有一千多块，是他在学校攒的。大哥手里也没有多少钱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。读了四年大学，考了第一名，得了全国一等奖，发表了优秀论文，被海军研究所录用了。但母亲病了，他连住院费都交不起。

    他给大哥打电话。大哥说，他去找人借。他给方卫国打电话。方卫国说，他去找家里要。他给赵磊打电话。赵磊说，他马上汇钱过来。他给孟教授打电话。孟教授说，学校有困难补助，他去申请。

    三天后，钱凑齐了。大哥借了两千，方卫国借了一千，赵磊汇了两千，学校补助了一千。五千块，一分不少。河生把钱交到医院，母亲住进了病房。

    病房是三人间，母亲住在靠窗的位置。她穿着病号服，躺在床上，手上扎着针，输着液。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，嘴唇干裂着，眼睛闭着。河生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疼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疼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饿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饿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喝水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喝。”

    她什么都不需要。她只需要他坐在旁边，握着她的手，看着她。他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，很慢，很慢，像时间本身。他想，这药水要是能流得快一点，妈的病就能好得快一点。但他知道，不能快。快了，心脏受不了。什么事都不能快。治病不能快，学习不能快，造航母也不能快。都要慢慢来，一滴一滴地来。

    “河生，”母亲忽然开口了，“你什么时候回上海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走。我陪您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陪。我没事。你回去。考研不是快了么？不能耽误。”

    “妈——”

    “别说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，“你考上研究生，比什么都强。你爹要是在，也这么说。”

    河生低下头。他知道母亲说得对。考研在二月初，还有不到一个月。他不能在这里陪她了。他得回去，回去复习，回去考试。考上了，妈才会高兴。考不上，妈会比他更难过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要好好的。按时吃药。等我考完了，就回来看您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    他在医院陪了母亲五天。五天里，他每天早上给母亲擦脸、梳头、喂饭。母亲吃饭很慢，一口一口地嚼，一碗粥要喝半个小时。他不急，慢慢地喂，像小时候母亲喂他一样。下午陪母亲说话，说他在上海的事，说他得了全国一等奖，说他的论文得了优秀，说他要考孟教授的研究生，说要造航母。母亲听着，不时点点头，眼睛里有一点光，很弱，像快灭的烛火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高兴吗？”

    “高兴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为我骄傲吗？”

    “骄傲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要好好的。等我造出航母，我带您去看。看它在海上开，看飞机在上面起降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    一月十五日，河生回到了上海。

    火车上，他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平原。天灰蒙蒙的，云压得很低，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。田里的麦苗冻得发紫，稀稀拉拉的，蜷缩在地面上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凉凉的，怎么也暖不过来。他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母亲的脸——蜡黄的、瘦削的、布满皱纹的脸。她的手——瘦的、凉的、骨节突出的手。她的声音——轻的、弱的、像风吹过沙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，攥得很紧。德顺爷，保佑我妈。保佑她好好的，等我考完试，回去看她。保佑她等到我造出航母的那一天。

    回到学校，校园里很安静。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，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伸向天空，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幅铅笔画。草坪枯黄了，踩上去沙沙响。他推开宿舍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放下行李，没有打扫卫生，直接坐在床上，拿出复习资料。

    考研在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。还有不到一个月。他必须把所有科目再过一遍。政治、英语、数学、专业课。每一门都不能放松。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听英语，背政治。上午做数学题，下午看专业课，晚上写英语作文。他把过去五年的考研真题做了一遍又一遍，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梳理了一遍，把所有的公式都推导了一遍。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红笔、蓝笔、黑笔，画得花花绿绿的。他的错题本上记满了做错的题目，每一道题都分析了错误原因，写了正确的解法。

    但他脑子里总是想着母亲。想着她一个人在病房里，谁在照顾她？大哥在工地上，嫂子要带陈冉，谁来陪她说话？她会不会又舍不得吃药？她会不会又偷偷下床干活？她会不会……他不敢想下去。他使劲甩了甩头，把那些念头甩出去。做题。做题就什么都不想了。

    赵磊回来了。他推门进来，看见河生在看书，愣了一下。“河生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是说要在家多待几天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妈病了。住院了。”

    “啊？什么病？”

    “胃溃疡。中度。”

    “严重吗？”

    “医生说要及时治疗。”

    赵磊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河生，你别太担心。你妈会好的。你好好复习，考上了，她更高兴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赵磊从行李箱里掏出一袋果脯，放在他桌上。“吃点东西。别光顾着看书。身体要紧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。”

    刘建国也回来了。他还是那个大编织袋，红薯、花生、核桃、柿子醋、柿饼、山楂干。他把东西放在桌上，看了河生一眼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编织袋里掏出一袋红枣，放在河生面前。

    “给你。补血。”

    河生愣了一下。“谢谢。”

    刘建国没说话，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很慢，像是怕打扰河生看书。他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书按大小排好，笔放在笔筒里。然后他坐在床上，也拿出书来看。

    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宿舍里很安静，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桌上，照在书上，照在他们手上。暖暖的，像母亲的手。

    二月十三日，考研前一天。

    河生没有再看书。他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整理好，放在桌上。然后他走出宿舍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。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，但他注意到，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，小小的，嫩绿的，像一个个小疙瘩，憋着劲儿要往外钻。草坪上有了绿色，枯黄的草下面，新草冒出来了，细细的，软软的，像婴儿的头发。春天快来了。他想，等春天来了，妈的病就会好了。

    他走到校门口的小卖部，给医院打了个电话。护士说，母亲的情况稳定了，出血点已经止住了，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。他松了一口气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    “妈，我明天考试。”

    “好好考。别挂念我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要好好的。等我考完了，就回去看您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    二月十四日，考研第一天。

    河生起得很早。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起来了，轻手轻脚地洗漱，收拾好东西。赵磊还在睡觉，鼾声均匀。刘建国的床上已经空了——他也考研，也报了孟教授的研究生。他们是对手，也是朋友。

    他走出宿舍楼，天还没全亮。路灯还亮着，照得路面昏黄黄的。空气很冷，吸进去像喝冰水。他缩了缩脖子，加快脚步，往考场走去。

    考场设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。他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坐下。周围的考生陆陆续续地来了，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发呆，有的在紧张地搓手。他坐在那儿，看着窗外的天空。天灰蒙蒙的，云压得很低，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金色——太阳快出来了。

    第一门，政治。

    卷子发下来，他扫了一眼，心里有底了。选择题不难，辨析题也不难，论述题是“试论***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答题。笔在纸上沙沙地走，像春蚕啃桑叶。他写得很顺，脑子里的东西像水一样流出来，不用想，就自己流了。他写了***的南方谈话，写了改革开放，写了香港回归，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。写了两个多小时，写满了答题纸。

    走出考场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阳光照在梧桐树上，枝条上的芽苞在阳光下亮晶晶的，像一颗颗小珠子。他站在教学楼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还是冷的，但比早上暖了一些。他想，妈，我考得不错。您放心。

    下午，英语。

    这是他的强项。卷子发下来，他先看了作文题目——“TheImportanceofPerseverance”。他想了想，写了一个从黄河边走到上海的故事。没有写自己，写的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农民的儿子，一个永不放弃的人。他写得很顺，词汇和句式从脑子里涌出来，像黄河的水，挡都挡不住。

    考完英语，天已经黑了。他走出考场，路灯亮着，照得路面明晃晃的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妈，英语也考得不错。您放心。

    二月十五日，考研第二天。

    上午，数学。这是他最拿手的科目。卷子发下来，他一道一道地做，像在走一条熟悉的路。选择题，填空题，计算题，证明题。每一道题都似曾相识，每一道题都做过类似的。他做得很顺，笔在纸上飞快地走，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。他检查了一遍，改了一个计算错误，然后交卷。走出考场的时候，监考老师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一点惊讶。

    下午，专业课。船舶工程综合。这是他的命，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事。卷子发下来，他先看了最后一道大题——设计一艘护卫舰的船体结构，计算它的总纵弯曲强度，并用有限元法校核局部强度。他笑了。这道题，他在课程设计里做过，在毕业论文里做过，在梦里做过无数次。他拿起笔，一步一步地写。公式、推导、计算、校核。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，每一个数字都精确无误。他写了两个小时，写了满满六页纸。

    考完最后一门，他走出考场，站在操场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风很轻。操场上有人在踢球，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晒太阳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，世界真美好。

    他回到宿舍，赵磊问他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还行。”

    “还行是啥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应该还行。”

    赵磊笑了：“你每次都这么说。然后成绩出来，又是第一。”

    河生没说话。他坐在床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，握在手心里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妈，我考完了。考得还行。您放心。

    二月下旬，河生回家了。

    母亲的病情稳定了，出院了。她坐在炕上，盖着被子，脸色还是蜡黄蜡黄的，但比住院前好了一些。看见他，她笑了。

    “考完了？”

    “考完了。”

    “考得咋样？”

    “还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好。”她点点头，“你大哥说，考上了就是研究生了。比大学生还厉害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您别听他瞎说。研究生也是学生。”

    “那也是厉害的。”母亲笑了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像干裂的河床被水滋润了。

    他在家待了几天。每天给母亲熬药、做饭、喂鸡、扫院子。他做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着他，不时说一句：“你别干了，歇歇。”他说：“不累。我在学校也干活。”

    三月中旬，河生回到了上海。

    考研成绩出来了。他站在系里的公告栏前，看着自己的成绩：政治九十一分，英语九十三分，数学一百分，专业课九十八分，总分三百八十二分。数学满分。专业课第一。总分第一。他站在榜前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去找孟教授。

    “孟老师，我考了多少名？”

    孟教授看了看他，笑了。“专业第一。总分第一。数学满分。你考上了。”

    河生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他没有擦，让它流。流在脸上，热热的，咸咸的。他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大哥，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德顺爷。他想，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该多高兴啊。

    “谢谢孟老师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谢我。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”孟教授看着他，目光很温和，“陈河生，你是我这些年教过的最好的学生。你的基础扎实，思维敏捷，做事认真，有毅力，有韧性。你有成为优秀船舶工程师的一切素质。但我希望你记住，这只是开始。研究生阶段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。航母设计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。你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。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。你能做到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能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孟教授点点头，“我相信你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河生坐在宿舍里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他告诉大哥，他考上了研究生，专业第一，总分第一，数学满分。他说，他会继续努力的。他说，等研究生毕业了，他就去造船，造最好的船，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。

    信寄出去后，他躺在床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妈，我考上了。专业第一，总分第一，数学满分。您高兴吗？您要好好的，等我毕业，等我挣钱，等我带您去看病。

    四月，河生开始写毕业论文。

    他的题目是《航空母舰飞行甲板设计与分析》。这是他一直想做的题目，也是孟教授给他的题目。他知道，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。飞行甲板是航母上最关键的结构之一，要承受飞机起降的巨大冲击，要抗高温、抗腐蚀、抗疲劳。设计一个好的飞行甲板，需要深厚的力学知识、材料知识、工艺知识。但他不怕。他想做这个题目，他喜欢这个题目。

    他开始查资料。图书馆里关于航母的书，他借了一大摞，堆在桌上，像一座小山。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有俄文的。他从最基本的开始看——飞行甲板的受力分析、材料选择、结构设计、制造工艺。他每天看十几个小时，看到眼睛发花，看到脖子发硬，看到手发抖。但他不觉得累。他觉得，他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一件他这辈子都想做的事。

    最难的是飞行甲板的抗冲击分析。飞机着舰的时候，速度很快，冲击力很大。飞行甲板要能承受这种冲击，不能变形，不能开裂，不能损坏。他用有限元法，把飞行甲板分成一千多个单元，每一个单元列一个方程，一千多个方程，用计算机求解。他算了一遍，结果不对。又算了一遍，还是不对。他检查了边界条件，发现有一个地方设错了。他改过来，再算一遍，结果对了。飞行甲板的最大应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，变形也在允许范围内。他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然后是飞行甲板的抗疲劳分析。飞机每天起降几十次，一年就是几千次，十年就是几万次。飞行甲板要能承受这么多循环载荷而不发生疲劳破坏。他查阅了大量文献，发现美国海军用的是一种叫做“损伤容限设计”的方法——假定材料中已经存在初始裂纹，然后计算裂纹扩展到临界尺寸所需的循环次数。他用这种方法计算了飞行甲板的疲劳寿命，结果是二十万次起降，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。

    他把计算结果写在论文里，一章一章地写。绪论、理论基础、有限元模型、计算结果分析、结论。他写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要斟酌，每一个公式都要核对，每一张图都要反复修改。他写了半个月，写了三万字。然后他拿给孟教授看。

    孟教授看了三天，然后把他叫到办公室。

    “论文我看了。总体不错。但有几个问题。”他翻开论文，指着其中一页，“这里，你的材料参数用的是手册上的标准值，但实际材料有离散性，应该用统计值。你重新算一下。还有这里，”他翻到另一页，“你的载荷谱用的是简化模型，但实际载荷是随机的，应该用概率方法。你改一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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