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 潮头
一九九七年七月的河南，热得像一口蒸笼。
陈河生从火车上下来，脚刚踏上洛阳站的月台，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，像一堵墙撞在脸上。他在上海待了三年，已经习惯了上海夏天的闷热——那种热是湿的，黏的，像裹了一层湿布。洛阳的热是干的，燥的，像有一把火在烤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喉咙里都是尘土的味道。但他觉得亲切。这是家的味道，是黄河的味道，是老家的味道。
他背着旅行袋走出车站。广场上的人比三年前多了很多，卖东西的摊子也多了很多——卖西瓜的、卖冰棍的、卖凉皮的、卖茶叶蛋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广场对面新开了一家超市，灯火通明的，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和摩托车。远处正在盖楼，脚手架上挂着横幅：“大干一百天，迎接香港回归”——横幅已经旧了，边角破了，在风里哗啦啦地响。他想，香港已经回归了，但这条横幅还挂着，像一个人还在高兴，高兴得忘了摘下来。
他找到去孟津的长途车。车比以前新了，有空调了，票价也涨了——从三块涨到了五块。他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里放着一台录音机，正在放那英的《征服》，声音很大，震得车窗玻璃嗡嗡响。他靠着窗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路变了，比以前宽了，铺了柏油，两边种着杨树，笔直笔直的，像两排哨兵。路边的房子也变了，以前是土坯房，现在是砖瓦房，有的还是两层的，贴着白色瓷砖，在阳光下亮闪闪的。远处的田里种的不光是麦子和玉米了，还有蔬菜大棚、果园、花圃。有一片地种的是葡萄，搭着架子，绿油油的，一串串葡萄挂在架子上，紫的、绿的、红的，在阳光下像宝石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到了平乐镇。他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看着这个小镇。镇上也变了。主街铺了水泥，两边的人行道铺了地砖，还种了行道树——法国梧桐，跟交大校园里的一样。街上多了很多商店——服装店、鞋店、电器店、手机店、超市、快餐店。有一家手机店的橱窗里摆着几部手机，摩托罗拉的，诺基亚的，爱立信的，黑黑的，大大的，像砖头，标价好几千块。他看了看，摇了摇头。他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，也就挣几百块。一部手机，要干一年。
他沿着土路往村里走。路也变了，以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现在是石子路，好走多了。路两边种着杨树，比去年又高了一截，叶子绿得发亮。远处的地里有人在干活，弯着腰，在给玉米施肥。他认出那是邻居家的赵叔，喊了一声：“赵叔！”那人直起腰，朝他看了看，眯着眼睛，然后笑了：“河生回来了？大学生回来了！”他应了一声，继续走。
走到村口，他停下来。村子变了。以前是清一色的土坯房，现在是砖瓦房，有的还贴着瓷砖。屋顶上多了很多太阳能热水器，亮闪闪的，像一排排的镜子。院墙上刷着标语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“发展经济，振兴中华”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——这些标语以前也有，但没这么多，没这么新。村口新立了一块碑，上面写着“翟泉村”三个字，下面是一行小字：“一九九五年移民新村”。他站在碑前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进村子。
村街上有人在乘凉，三三两两地坐在树下，摇着蒲扇，聊着天。有人认出他，喊：“河生回来了！大学生回来了！”他一一应着，脸上有点红。他走到家门口，院门开着，他走进去。院子里，母亲正在喂鸡，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。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母亲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她放下手里的盆子，走过来，上上下下打量他。“瘦了。”
“没有。胖了。”
“骗人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”她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脸，“上海吃不惯吧？”
“吃得惯。食堂挺好的。”
“那怎么瘦了？”
“学习累。但没事，我身体好。”
母亲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道，背也更弯了。但她精神很好，眼睛亮亮的。她穿着一件旧衬衫，袖子挽到胳膊肘，露出瘦瘦的手臂，青筋一根一根的，像干枯的树枝。
“快进屋。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给你做饭去。”
他跟着母亲进了屋。堂屋也变了——地面铺了水泥，墙上刷了白灰，还贴了几张年画。新添了一张桌子、几把椅子，还有一台电视机——黑白的，十四寸的，放在柜子上，用一块花布盖着。他想起母亲在电话里说的——“你大哥买的电视机，黑白的，十四寸。全村人都来咱家看。”他摸了摸电视机，外壳是塑料的，温温的，有太阳晒过的味道。
“妈，这电视机花了多少钱？”
“不知道。你大哥买的。他说，香港回归了，买台电视看。”
“好看吗？”
“好看。能看好几个台。中央台、省台、县台。还有香港回归的直播。全村人都来了，坐了一院子。”
河生笑了。他想象那个画面——院子里坐满了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盯着这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，看着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，看着解放军进驻香港，看着查尔斯王子的脸和彭定康的红眼眶。他们可能看不太清楚——十四寸的黑白屏幕，画面模模糊糊的，声音也断断续续的。但他们看得很认真，很激动，流着泪，鼓着掌。这是他们的香港，他们的回归，他们的荣耀。
大哥回来了。他骑着摩托车——一辆红色的弯梁摩托，八成新，突突突地开进院子。他穿着工装，戴着安全帽，脸上全是灰。看见河生，他跳下车，跑过来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哥。”
大哥拍拍他的肩膀，力气很大，拍得他身子晃了一下。“好。回来就好。”
“哥，你买摩托车了？”
“嗯。二手的。方便。去工地、去镇上、去县城，都方便。”大哥摘下安全帽，露出黑红的脸。他瘦了，颧骨突出来了，眼窝也凹下去了。但他的眼睛很亮，很有神。他的头发白了很多，乱糟糟的，像一团枯草。
“哥，你瘦了。”
“没事。结实。”大哥拍拍胸脯，然后转身从摩托车的后箱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样菜——猪肉、豆腐、青菜、西红柿。“你嫂子今天加班，不回来了。咱哥俩做饭吃。”
河生跟大哥一起做饭。大哥切菜，他烧火。灶台是新的，烧煤气的，不用柴火了。他拧开煤气灶的开关，蓝色的火苗蹿起来，呼呼地响。他蹲在灶台前，看着那团火，心里忽然有点失落。他喜欢烧柴火——看着火苗舔着锅底，听着柴火噼啪响，闻着松木的香味，那是他从小熟悉的味道。煤气灶没有味道，没有声音，只有蓝色的火苗，安静地烧着，像一个沉默的人。
大哥炒了四个菜——红烧肉、豆腐炖白菜、清炒青菜、西红柿蛋汤。他把菜端上桌，倒了两杯酒——是自己酿的米酒，甜甜的，度数不高。兄弟俩坐下来，面对面。
“来，喝一杯。”大哥举起杯子。
河生举起杯子，跟大哥碰了一下。米酒很甜，很好喝，不像白酒那么辣嗓子。他喝了一大口，肚子里暖暖的。
“哥，村里变化真大。”
“嗯。去年修的柏油路，今年又修了水渠。明年还要建卫生院。”大哥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进嘴里，“镇上要建开发区了，就在东边。以后会有工厂、超市、学校。你嫂子想去工厂上班，说比在田里挣钱多。”
“那地呢？”
“地还种着。但以后可能不种了。种地不挣钱，一亩地一年也就挣几百块。去工厂上班，一个月就能挣几百块。”大哥喝了一口酒，“河生，你说，这算不算进步？”
河生想了想，说：“算。但也不全是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进步是好事。但地不能丢。地是咱的根。没了地，咱就不是农民了。”
大哥看着他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笑了：“你说得对。地不能丢。但时代变了，人也得变。不能光守着地，还得想办法挣钱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“是。”
兄弟俩喝完了酒，吃完了饭。大哥收拾碗筷，河生帮忙。然后两个人坐在院子里，抽烟——大哥抽烟，河生不抽。天黑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。那棵小桐树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比屋顶还高，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光，风一吹，沙沙地响。
“哥，陈冉呢？”
“你嫂子带她去她姥姥家了。明天回来。”
“她上学了没有？”
“上了。村小学，一年级。聪明得很，考试总是第一名。”
“像咱家的人。”
大哥笑了：“对，像咱家的人。”
河生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，握在手心里。铃铛被他磨得越来越光滑了，铜绿色的，在月光下闪着光。他摇了摇，叮——很轻，很远。
“哥，你还记得德顺爷吗？”
“记得。怎么不记得。他给过咱家不少帮助。你小时候，他经常给你讲故事，讲黄河的故事，讲拉纤的故事。”
“他给过我一个铜铃。就是这个。”
大哥接过去，看了看。“这是他当年拉船用的？我听他说过，船铃，挂在船头，过险滩的时候摇，提醒后面的船注意。”
“嗯。他说，这个铃铛救过他的命。”
大哥把铃铛还给他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德顺爷是个好人。可惜走得早。没赶上好时候。”
“哥，你说，他现在要是活着，会怎么样？”
“会高兴。看见你考上大学，看见香港回归，看见村里通了柏油路，他会高兴。”大哥顿了顿，“他还会坐在黄河边上，看河水，抽烟，说‘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’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看着月亮，想着德顺爷。德顺爷走了快六年了。六年前，他把他葬在黄河边上，没有棺材，就用他睡的那张炕席裹着。坟头很小，没有碑。现在，那个坟可能已经被水淹了——小浪底水库蓄水了，黄河涨了，德顺爷的坟在水底下。水底下，还有他家的老院子、那棵枣树、村口的老槐树、德顺爷的土坯房。都在水底下。
“哥，我想去看看黄河。”
“明天去。我骑车带你去。”
“好。”
那天晚上，河生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。夏天了，虫子多了，吱吱吱的，叫得很欢。他睡不着，脑子里想着很多事情——香港回归了，亚洲金融危机好像要来了（他在火车上听人说的）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毕业以后去哪儿？船厂？研究所？海军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要造大船。造最好的船。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。
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第二天一早，大哥骑摩托车带他去看黄河。
摩托车在柏油路上开得很快，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。路两边的玉米地在晨光里绿得发亮，叶子上的露水在阳光下闪着光。远处的邙山青灰色，像一道墙。再远处，隐隐约约能看到黄河，一条金色的带子，铺在大地上。
开了二十多分钟，到了黄河边。河生下了车，站在河滩上，看着黄河。河面很宽，水流很缓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远处有一座大桥，横跨黄河，桥上跑着汽车，一辆接一辆。对岸是焦作的地界，以前要坐船过去，现在有桥了，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。
“这座桥是什么时候修的？”他问。
“去年。洛阳到焦作的高速公路，经过咱们这儿。”大哥指着桥，“有了这座桥，去焦作方便多了。以前要绕道洛阳，多走一百多里。现在直走，三十里就到了。”
河生看着那座桥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桥，也是工程，也是人修的。修桥的人，跟造船的人，是一样的。都是在做工程，都是在改变世界。桥让天堑变通途，船让大海变通途。都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他脱了鞋，卷起裤腿，走进水里。水是温的，不凉。脚下的沙很细，很软，踩上去很舒服。他往水里走了几步，水没过了脚踝，没过了小腿。他停下来，站在水里，看着远方。
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，握在手心里。铃铛被他的体温焐热了，温温的。他把铃铛举起来，对着太阳看了看。铃铛里面，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：平安。
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，轻轻摇了摇。叮——很轻，很远。像是德顺爷在说话，像是父亲在说话，像是黄河在说话。
“德顺爷，我回来了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入党了。我考了第一名。香港回归了。您看见了吗？”
风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水草的味道。河水在他脚下流着，浑黄浑黄的，不急不慢，像时间本身。
他在水里站了很久。大哥在岸上等他，抽着烟，没有说话。太阳慢慢升高了，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白色。他走上河滩，穿上鞋，跟大哥一起往回走。
走到坡顶上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。黄河在阳光下流着，金黄金黄的，像一条流动的路。他想，这就是他的路。从黄河边出发，走到上海，走到大海，走到更远的地方。但他不会忘记。不会忘记这条河，不会忘记这片土地，不会忘记这些人。他们在他心里，像黄河一样，永远流淌。
在家待了十几天，河生帮着大哥干了不少活。玉米地里施肥、花生地里除草、菜园里浇水。他干得很起劲，好像要把在上海攒了一年的力气都用完。大哥说：“你别干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歇歇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学校也坐着，活动活动好。”
但他干活的时候，心里想着的不光是地里的庄稼，还有林雨燕，还有上海，还有军舰，还有未来。他想，他要把这些活干完，然后回上海，继续学习，继续努力。他要保持第一，要学好专业课，要设计出最好的船。他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要让大哥不再那么累，要让林雨燕为他骄傲。
走之前，他去看了林雨燕。
她在新乡，还没放假——她们学校放假晚，要到七月底。他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，到新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他直接去了河南师大，在校门口等她。
太阳很大，晒得地上冒白烟。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，看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看见她出来了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披着，比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一些。看见他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跑过来。
“陈河生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想你了。”
她的脸红了。她低下头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他。“我也想你。”
她带他去学校外面的那个小饭馆吃饭。要了四个菜——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酸菜鱼、蒜蓉空心菜，还有两碗米饭。红烧肉是五花肉做的，肥瘦相间，炖得烂烂的，酱油色，油汪汪的。糖醋排骨是她的最爱，酸酸甜甜的，外酥里嫩。酸菜鱼是店里的招牌，鱼肉很嫩，汤很鲜，酸菜很开胃。河生吃得很香，一碗饭不够，又加了一碗。
“你瘦了。”她说。
“没有。胖了。”
“骗人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”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在他碗里，“多吃点。你太瘦了。”
他笑了，把排骨吃了。排骨很香，肉很嫩，骨头上的筋嚼起来很有嚼劲。他想，这就是幸福——跟她在一起，吃她夹的菜，看她笑。
吃完饭，两个人走在校园里。天黑了，路灯亮着，照得路面明晃晃的。梧桐树的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，风一吹，沙沙地响。林雨燕走在他旁边，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头靠在他肩膀上。
“陈河生，你说，咱们以后能在一起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我会努力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他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里面有光。
“我也会努力。”她说。
走到宿舍楼下，她停下来，转过身，看着他。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明天。”
“这么快？”
“嗯。我还要回家拿东西。后天就要回上海了。学校有事。”
她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抬起头，笑了：“那你走吧。我送你。”
“不用。你回去吧。”
“我送你到校门口。”
两个人走在校园里。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，路灯的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。林雨燕走在他旁边，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头靠在他肩膀上。
“陈河生，”她说，“你毕业以后，去哪儿？”
“还不知道。可能在船厂，可能在研究所。”
“会在上海吗？”
“可能吧。”
“那……我毕业以后，去上海找你？”
“好。”
她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她松开他的胳膊，站住，看着他。“说好了。我毕业以后，去上海找你。”
“说好了。”
到了校门口，她停下来，站在那儿，看着他。
“你走吧。我看着你走。”
“你先回去。”
“不，你先走。”
他看着她，忽然低下头，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很轻，很快。然后他转身，走了。
走出几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她还站在那里，穿着白裙子，在路灯下像一朵花。她朝他挥手。他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过头，大步往前走。
月光照在他身上，白花花的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
他想，这就是幸福。
八月初，河生回到了上海。
校园里很安静，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。他走在梧桐树下，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，嗒嗒嗒的，在空荡荡的路上回响。草坪上的草长得很高了，没人修剪，乱七八糟的，像一个人的头发，好久没理了。花坛里的花开败了，花瓣落了一地，枯黄的，卷曲的，踩上去沙沙响。
他推开宿舍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打扫了卫生，擦了桌子，拖了地。然后坐在床上，拿出日记本，写了几行字：
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，返校。上海，晴。
暑假回家了。妈老了，头发全白了。哥瘦了，但精神很好。陈冉上学了，一年级，考了第一名。村里变了，通了柏油路，有了超市、手机店、快餐店。黄河上修了桥，洛阳到焦作的高速公路。德顺爷的坟在水底了。老家的村子也在水底了。
见了林雨燕。她说，毕业以后来上海找我。我说好。
这学期，我要保持第一。我要把专业学好。我要准备考研。我要造最好的船。
他合上本子，放在枕头底下。
八月中旬，室友们陆续回来了。刘建国还是那个大编织袋，红薯、花生、核桃、柿子醋、柿饼、山楂干，还有一样新东西——一袋黄花菜，干干的，黄黄的，闻着有股甜香。赵磊还是那个大行李箱，果脯、茯苓夹饼、驴打滚、稻香村点心，还有两瓶二锅头。张伟还是那个大蛇皮袋，带鱼、黄鱼、虾干、紫菜、蛏干、海蜇皮、鱼丸，还有一样新东西——一袋鱿鱼干，硬硬的，韧韧的，要泡很久才能煮软。陈志远还是那个双肩包，几件换洗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——他又换了新款的，更薄，更轻，银灰色的外壳上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在灯光下闪着光。
“河生，暑假干啥了？”赵磊问。
“回家。干活。”
“又是干活？你就不能歇歇？”
“歇不了。地里的活不等人。”
赵磊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农村人真苦。”
“不苦。”河生说，“习惯了。”
八月底，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息传到了校园里。
一开始，大家没太当回事。泰国、韩国、日本，那些国家的事情，离中国很远。但慢慢的，消息越来越多了——泰铢暴跌、韩元暴跌、日元暴跌、香港股市暴跌、东南亚经济崩溃。报纸上的标题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黑，越来越吓人。广播里的新闻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沉重。食堂里、教室里、宿舍里，到处都有人在议论。
“听说泰国好多银行倒闭了。”
“韩国的企业也完蛋了，大宇、现代都在破产边缘。”
“日本更惨，经济泡沫破了，十年都没缓过来。”
“香港呢？香港刚回归，就碰上金融危机，真是倒霉。”
“中国政府说了，人民币不贬值。这是对亚洲的贡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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