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归乡
一
火车过了徐州，窗外的风景就开始变了。
陈河生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，看着外面的平原。来的时候是九月，田里还是绿的，庄稼正旺。现在是七月，田里已经黄了，麦子收割了，玉米长起来了，一人多高，一排一排的，像列队的士兵。太阳很毒，晒得田里的土冒白烟，远远的地平线上，有一层热浪在晃动，像水面的波纹。
他在火车上已经坐了二十多个小时。硬座车厢，人挤人，过道里都站满了人。有人躺在座位底下睡觉，有人坐在行李上打牌，有人靠着车厢壁打瞌睡。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——汗味、烟味、泡面味、脚臭味，浓得化不开。河生习惯了。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他把装着换洗衣服的旅行袋抱在怀里，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发呆。
对面坐着一个中年人，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领带已经松了，歪在一边。他在郑州下车，是做小生意的，去上海进货。他一直在跟旁边的人说话，说上海的生意好做，说南京路的衣服多便宜，说城隍庙的小吃多好吃。河生听着，觉得这个人说的上海跟他认识的上海不太一样。他认识的上海是安静的校园、高大的梧桐树、闷热的图书馆。不是南京路，不是城隍庙。
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抱着孩子，孩子一直在哭。女人哄着，拍着，哼着歌，孩子还是哭。河生想起母亲，想起母亲抱着陈冉的样子。他从旅行袋里掏出几颗糖——是陈志远给他的，上海的奶糖，大白兔牌的——递给那个女人。“给孩子吃。”他说。女人愣了一下，接过糖，剥了一颗塞进孩子嘴里。孩子不哭了，吮着糖，眼睛亮亮的。女人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谢谢你啊，小兄弟。”
河生也笑了笑，转过头继续看窗外。
火车过了郑州，人少了一些。那个做生意的中年人下车了，过道里空了一些。河生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把旅行袋放在膝盖上，继续看窗外。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了。田埂上的杨树，地头的土坯房，远处的黄土坡。这些东西，他在上海的时候想了一年，现在看见了，心里忽然踏实了。
快到洛阳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夕阳照在黄土坡上，金红金红的，跟黄河水的颜色一样。河生看着那些坡，那些沟，那些窑洞，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。他离开了一年。一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但这一年里，他去了上海，上了大学，见了世面，学了知识。他变了很多。可这些坡，这些沟，这些窑洞，一点儿都没变。它们还跟一千年前一样，跟一百年前一样，跟他走的时候一样。
火车到洛阳站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河生背着旅行袋下了车，站在月台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里有煤烟味，有尘土味，有烩面味。这是洛阳的味道，是河南的味道，是老家的味道。
他走出车站，在广场上找去孟津的长途车。广场上很乱，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车。有人拉客，喊着“孟津孟津”“新安新安”“偃师偃师”。河生找了一辆去孟津的车，交了钱，上了车。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，都是回家的。有人扛着编织袋，有人拎着塑料桶，有人抱着孩子。车里很暗，只有一盏小灯泡，昏黄黄的，照着一个个疲惫的脸。
车开了，在黑暗里颠簸。河生坐在最后一排，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夜色。路两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，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。远处的村庄亮着灯，稀稀拉拉的，像天上的星星。他想起一年前，大哥送他到洛阳火车站，他坐在大哥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看着路两边的麦田，想着上海有多远。现在他从上海回来了，坐在长途车上，想着家有多近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到了平乐镇。河生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辨认着方向。从这儿到翟泉村，还有七八里地。没有车了，得走回去。
他背上旅行袋，沿着土路往村里走。月亮升起来了，不太圆，但很亮，照得路面发白。路两边是玉米地，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比人还高，在夜风里沙沙地响。远处有狗叫，一声两声的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他走得不快，也不慢。七里地，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他以前走三十里路上学，每天来回六十里。七里地，也就是半个钟头的事。但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地走，好像在享受这个过程。他想，这条路，大哥走过，母亲走过，父亲走过。现在他也在走。
走了半个多钟头，看见了村口的灯光。几盏灯，昏黄黄的，在黑暗中亮着。他加快脚步，走进村子。村街上没人，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他走到家门口，停下来。
院门关着，门缝里透出灯光。他站在门口，忽然有点紧张。他伸出手，想敲门，又缩了回来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敲了敲门。
“谁呀？”是母亲的声音。
“妈，是我。”
门开了。母亲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旧衬衫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比一年前老了很多。她看着他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眶红了。
“河生？”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母亲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脸，又摸了摸他的肩膀，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。然后她一把抱住他，哭了。她哭得很轻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眼泪流在他肩膀上，湿了一片。
“妈，别哭了，我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好，回来好。”母亲松开他，擦了擦眼泪，“快进来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。”
河生进了院子。院子还是那个样子，土坯墙，砖瓦房，那棵小桐树长高了不少，已经有两米多高了，叶子在月光下泛着光。堂屋里亮着灯，大哥坐在桌边，看见他进来，站起来。
“回来了？”大哥说，声音很平，但眼睛亮亮的。
“哥。”
大哥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说话。他的手很有力，拍在肩膀上有点疼。河生知道，大哥想说的都在这一拍里了。
嫂子从里屋出来，怀里抱着陈冉。陈冉穿着一件小花褂子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眼睛圆圆的，黑亮黑亮的，看着河生，有点怕生，往妈妈怀里缩。
“叫叔叔。”嫂子说。
陈冉不叫，只是看着他。河生走过去，蹲下来，从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，剥了糖纸，递给她。“叫叔叔，给你吃糖。”
陈冉看着糖，又看了看妈妈。嫂子点点头。陈冉伸出手，接过糖，塞进嘴里，含含糊糊地叫了一声：“叔叔。”
河生笑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陈冉的头发。头发很软，很细，像春天的草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个孩子，是他的根。不管他走多远，这根都在这里，扎在黄土里，扎在黄河边上。
母亲去厨房做了一碗面条，西红柿鸡蛋面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。河生坐在堂屋里，端着碗吃。面条是手擀的，很筋道，汤是酸的，很开胃。他吃得很快，呼噜呼噜的，像以前在家里一样。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，不时说一句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。”
大哥坐在对面，抽着烟，看着他。嫂子抱着陈冉，坐在一边。陈冉已经睡着了，小嘴微微张着，呼吸很轻。
“上海怎么样？”大哥问。
“挺好的。”
“学得咋样？”
“还行。上学期考了第七名。”
“第七？”大哥愣了一下，“多少人？”
“一百二。”
大哥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抽了一口烟，慢慢吐出来。烟雾在灯光里散开，淡淡的，像雾。
“好好学。”大哥说。
“嗯。”
河生吃完了面，把汤也喝了。他放下碗，看着母亲。母亲老了。脸上的皱纹多了，手上的茧子厚了，背也弯了一些。她坐在那里，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是高兴，是心疼，是骄傲，还有一点别的什么。
“妈，您身体咋样？”
“好着呢。”母亲说，“你别挂念。”
“地里的活，您别干了。让哥干。”
“你哥也忙。我能干就干点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知道，母亲闲不住。她这辈子，就是在土地上过的。不让她干活，比杀了她还难受。
那天晚上，河生睡在他小时候睡的那间屋里。屋里收拾得很干净，炕上铺着新褥子，是母亲准备的。他躺在炕上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芦苇秆扎的，糊着报纸，报纸黄了，边角翘起来。他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些报纸睡着的。现在又是这些报纸。
他伸手摸了摸枕头底下。铜铃在，书签在，照片在，钢笔在。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，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
窗外有虫鸣，吱吱吱的，很响。远处的狗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玉米叶子的味道。
他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二
第二天一早，河生被鸡叫吵醒了。
他睁开眼睛，愣了一会儿，才想起自己在家。窗外的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，在墙上画出一块亮斑。院子里有脚步声，是母亲在喂鸡。锅碗瓢盆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，嫂子在做早饭。
他起了床，穿上衣服，走出屋。院子里，母亲正在撒玉米粒喂鸡。七八只鸡围着她，咕咕咕地叫。看见他出来，母亲抬起头，笑了：“起来了？饿了吧？饭马上好。”
“不饿。”河生说。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周围。院墙还是土坯的，但比去年高了，也厚了，是大哥新垒的。院角那棵小桐树长高了不少，叶子绿油油的。院子中间放着一个石磨，磨盘上晒着几件衣服，是陈冉的小褂子。
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玉米糊糊，一盘咸菜，几个馒头，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。“吃饭了。”她说。
河生坐下，开始吃。玉米糊糊很稠，是用新玉米面熬的，很香。馒头是白面的，很大，一个就能吃饱。咸菜是萝卜条，腌得很咸，但很脆。他吃了两个馒头，喝了两碗糊糊，吃得满头大汗。
吃完饭，他帮着嫂子收拾碗筷。嫂子说：“你别忙了，歇着吧。”他说：“没事，我在学校也干活。”
收拾完了，他问母亲：“妈，我爹的坟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。”
母亲指了指西边：“在西边坡上，能看见黄河。你大哥带你去。”
大哥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锨。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兄弟俩出了门，往西走。村西头是一片坡地，种着玉米和红薯。地里的土是黄的，干巴巴的，踩上去噗噗地响。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比人还高，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。走在地里，看不见远处，只能看见玉米秆和天。
走了十几分钟，到了一块坡地上。大哥停下来，指着一个土堆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
河生看着那个土堆。不大，圆圆的，上面长满了草。草很高，有的已经开花了，黄的白的紫的。坟前立着一块木牌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。他蹲下来，看了看，还能认出来：陈有根之墓。
他从大哥手里接过铁锨，开始给坟培土。土很硬，一锨下去，只铲起一小块。他一锨一锨地铲，把坟边的杂草铲掉，把塌下去的土培起来。大哥在旁边站着，看着他。
培完了土，河生把铁锨插在地上，跪在坟前，磕了三个头。
“爹，我回来看您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谁。“我在上海挺好的，上的是交通大学，学的是船舶工程。您放心，我会好好学的。”
他跪了一会儿，站起来。大哥递给他一根烟，他没要。大哥自己点上，吸了一口，把烟放在坟前。
“爹，河生回来了。您看见了吧？”大哥说。
烟在坟前燃着，青烟袅袅地升上去，在风里散开。
兄弟俩站在坟前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远处，黄河在太阳下闪着光，金黄金黄的，像一条绸带，铺在大地上。
“走吧。”大哥说。
河生点点头。他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的坟，转身往回走。
走了几步，他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坟头的草在风里摇着，木牌上的字在阳光下发白。他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背着他过河，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，想起父亲蹲在院子里编筐。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回家，是腊月二十一，过两天就是小年。父亲说，今年煤矿上活儿多，过年不回来了，多挣点钱，开春给家里买头牛。腊月二十三，小年那天，煤矿上来人报信：陈有根没了。
他转过头，继续走。
三
下午，河生去了一趟黄河边。
他从村里出来，往南走，穿过一片玉米地，再翻过一道土坡，就到了黄河滩。这边的黄河跟他老家的黄河不一样。老家的黄河窄，水流急，滩地大。这边的黄河宽，水流缓，滩地小。但水是一样的水，浑黄浑黄的，从西边来，往东边去。
他站在河滩上，看着黄河。太阳很大，晒得河滩上热烘烘的。河水在太阳下闪着光，金黄金黄的，晃得人眼晕。远处有一条渔船，很小，在河面上慢慢地漂着，像一片树叶。船上有人在撒网，网撒出去，在空中展开，像一个圆圆的罩子，然后落进水里，溅起一片水花。
他脱了鞋，卷起裤腿，走进水里。水是温的，不凉。脚下的沙很细，很软，踩上去很舒服。他往水里走了几步，水没过了脚踝，又没过了小腿。他停下来，站在水里，看着远方。
他想起了德顺爷。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，眯着眼睛看河水，说：“黄河的水，流到哪儿，都是黄河的水。”想起了德顺爷给他的铜铃，想起了铜铃里面的那两个字：“平安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铜铃，握在手心里。铃铛在阳光下闪着光，铜绿色的，有点旧，但很亮。他把铃铛举起来，对着太阳看了看。铃铛里面，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：平安。
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，轻轻摇了摇。叮——很轻，很远，像风铃的声音，又像水声。
他站在水里，站了很久。太阳慢慢偏西了，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，又从红色变成了紫色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水草的味道。
他把铜铃装回兜里，走上河滩，穿上鞋，往回走。走到坡顶上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。黄河在夕阳下流着，金红金红的，像一河流动的火。他想，这就是他的河。不管他走到哪儿，这条河都在他心里流着。
四
河生回来的第三天，林雨燕来了。
她是从新乡过来的，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。河生去镇上接她，在长途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。车来了，她第一个下车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披着，比高中时长了，也瘦了一些。看见他，她笑了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
“陈河生！”她跑过来，站在他面前，喘着气，“你瘦了！”
“你也瘦了。”他说。
“是吗？”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“我倒是觉得我胖了。学校的食堂伙食太好了。”
两个人站在车站门口，看着对方，都笑了。河生接过她的包，是一个帆布包，洗得发白了，但很干净。包上绣着一朵花，粉红色的，是她自己绣的。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先回家。”
“你家在哪儿？远不远？”
“不远，七八里地。”
“走路？”
“嗯。没车。”
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我走得了。”
两个人沿着土路往村里走。太阳很大，晒得路面发烫。林雨燕打着伞，是一把小花伞，粉红色的，遮不住两个人。她把伞往河生那边挪了挪，说：“你也遮遮。”
“不用，我晒惯了。”
“那你帮我拿着包。”她把包递给他，自己撑着伞，走在他旁边。
路两边是玉米地，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比人还高。风吹过来，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，像在说话。林雨燕走得很慢，不时看看路边的庄稼，看看远处的村庄，看看天上的云。
“变了，”她说，“跟我去年回来不一样了。”
“哪儿变了？”
“说不上来。好像更好了。路修了，房子也多了。”
河生看了看四周。路确实修了，以前是土路，现在是石子路，好走多了。路边多了几栋新房，是砖瓦的，有的还是两层的。村里的墙上刷着标语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“发展经济，振兴中华”。这些标语以前也有，但没这么多，没这么新。
“是变了。”他说。
走到村口，林雨燕忽然停下来。她看着村子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这就是你家？”
“嗯。”
“挺安静的。”
“农村都这样。”
他们走进村子。村街上有人，看见河生，都打招呼：“河生回来了？”“这是你同学？”“大学生回来了！”河生一一应着，脸上有点红。林雨燕走在他旁边，微微笑着，不慌不忙的。
到家了。母亲在院子里晒粮食，看见他们进来，站起来，擦了擦手。
“妈，这是林雨燕，我同学。”
“阿姨好。”林雨燕说。
母亲看着她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笑了：“好，好。快进来坐。”
嫂子从屋里出来，抱着陈冉。陈冉已经不怕河生了，看见他，伸出手要抱。河生抱过她，她咯咯地笑，小手抓着他的衣领。
“这是你侄女？”林雨燕凑过来，看着陈冉，“好可爱啊！”
陈冉也看着她，眼睛圆圆的，黑亮黑亮的，忽然伸出手，摸了摸她的脸。林雨燕笑了，轻轻抓住她的小手，亲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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