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上海
一
火车在平原上跑了整整一夜。
陈河生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，看着外面的黑夜。偶尔有一盏灯从车窗外掠过，昏黄黄的，像一颗流星。更多的时候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黑暗，和黑暗里偶尔闪过的模糊影子——一棵树，一间房子，一座桥。
车厢里很吵。有人在打牌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喝酒。一个中年男人脱了鞋，把脚翘在对面的座位上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一直在哄孩子，哼着一首河生没听过的歌。孩子哭累了，终于睡着了，女人也靠着窗，闭上了眼睛。
河生睡不着。他从来没坐过这么久的火车，也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。他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一会儿想起母亲站在村口的背影，一会儿想起大哥在月台上挥手的姿势，一会儿想起林雨燕站在黄河边的白裙子。他摸了摸衣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，像德顺爷的手。
他想起父亲。父亲活着的时候说过，他年轻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洛阳，坐长途汽车，晃了四个钟头，吐了一路。父亲说，这辈子要是能去趟郑州，看看二七塔，就值了。父亲没去过郑州。他去了煤矿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现在，河生要去上海了。
他脑子里没有上海的样子。他见过的最大的城市是洛阳，有高楼，有电车，有霓虹灯。但上海，他想不出来。他在课本上见过上海的照片——外滩、南京路、黄浦江。那些照片是黑白的，模糊的，像另一个世界。
他从书包里翻出录取通知书，借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又看了一遍。上海交通大学，船舶与海洋工程系。这几个字他看了无数遍，每一个笔划都刻在脑子里了。但他还是想看，好像多看一遍，就能多确认一遍，这是真的。
对面那个看报纸的中年人放下报纸，看了他一眼。
“小兄弟，去上海上学？”
“嗯。”
“哪个学校？”
“上海交大。”
中年人眼睛亮了一下：“好学校啊！考上了不容易。你是哪儿的？”
“河南的。”
“河南？”中年人打量了他一眼，“河南哪儿的？”
“洛阳那边，一个县里。”
中年人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重新拿起报纸，翻到另一页。河生看见报纸的头版有条新闻，标题是《抓住机遇，加快发展，上海浦东进入发展新阶段》。他想起那张《人民日报》，想起德顺爷眯着眼睛看报纸的样子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河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梦见黄河。黄河涨水了，浑黄浑黄的，水面上漂着铜铃，叮叮当当地响。他站在水边，想伸手去捞，够不着。他想喊人帮忙，张不开嘴。水越涨越高，漫过他的脚，漫过他的膝盖，漫过他的腰。他挣扎着，想往岸上跑，但脚底下像生了根，动不了。
他猛地醒了。车厢里已经亮了，阳光从车窗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刺眼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见窗外的风景——平原，一望无际的平原。不是他熟悉的黄土丘陵，是平的，平得像一面镜子。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，地里的沟渠整整齐齐，一排排杨树笔直地站在路边。
“到哪儿了？”他问旁边的人。
“过了徐州了，”那人说，“快到安徽了。”
安徽。他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，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真的到这个地方。火车继续往前，窗外的风景慢慢变了——平原还是平原，但房子不一样了，瓦房多了，土坯房少了；水塘多了，沟渠密了；树也不一样了，多了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树。
中午，火车停在一个大站，很多人上下车。河生没动，他啃了一个母亲煮的鸡蛋，喝了几口自带的水。鸡蛋凉了，但还有咸味。他慢慢嚼着，看着窗外月台上的人来人往。
下午，火车过了南京，过了长江。
长江。河生第一次看见长江。比黄河宽，比黄河清，水面上有大轮船，拖着一串驳船，呜呜地叫。他趴在车窗上看了很久，直到长江消失在身后。
长江这么宽，那黄浦江呢？他想象不出来。
天快黑的时候，火车终于到了上海。
河生背着行李走出车厢，脚刚踏上月台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九月的上海，闷热得像蒸笼，空气里湿漉漉的，像拧得出水。他穿着长袖衬衫，背上全是汗。
月台上挤满了人。有人扛着大包小包，有人拉着行李箱，有人抱着孩子，有人举着牌子接人。喇叭里在广播，上海话，他一句都听不懂。他跟着人群往出口走，被人流推着，身不由己。
出口外面更热闹。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灯。霓虹灯、路灯、车灯、广告牌上的灯，五颜六色的，晃得他眼花。他站在出口处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
“新同学！新同学！上海交大的新同学！”一个声音在喊。
河生循着声音看过去，看见几个年轻人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上海交通大学新生接待处”。他挤过去，一个人接过他的行李，问他：“船舶系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好，上车吧，车在外面等着呢。”
他被领上一辆大巴车。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，都是新生，大包小包的，叽叽喳喳地说话。河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把行李放在腿上。车开了，驶出火车站，驶上一条大路。
他看着窗外，眼睛不够用了。高楼，一栋接一栋的高楼，几十层的那种，在老家想都不敢想。马路上车流如织，小轿车一辆接一辆，像河里的鱼。路边的人行道上，人们走得很急，好像都在赶路。霓虹灯闪个不停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，把夜空都照亮了。
他想起德顺爷说的那句话：“上海外滩，洋楼高得能顶到天。”德顺爷说得不对。不是洋楼高得能顶到天，是所有的楼都高得能顶到天。
车开了很久，穿过了大半个城市。河生已经分不清方向了，只觉得到处都是灯，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车。最后，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路，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，树冠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。车停在一扇大门前，门柱上挂着块牌子：上海交通大学。
河生拎着行李下了车。站在校门口，他看着那块牌子，看了很久。
这就是他要来的地方。
二
报到的手续很繁琐。先到系里报到，领宿舍钥匙，再去财务处交学费，去后勤处领被褥，去食堂办饭卡。河生一个人跑来跑去，在一栋栋楼之间穿梭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排队。他不太会说普通话，跟人交流的时候，对方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要重复好几遍。他脸红，出汗，觉得自己的口音像一块疤，贴在哪里都不对。
宿舍在七号楼，一栋旧式的红砖楼，三层。他被分在三楼朝北的一间，六个人住。推门进去，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了。一个胖胖的男生正趴在床上看书，看见他进来，抬起头，用一口北京话说：“嘿，新来的？哪儿的？”
“河南。”河生说。
“河南哪儿？”
“洛阳。”
“洛阳好地方啊！我去过龙门石窟，漂亮！”胖男生跳下床，伸出手，“我叫赵磊，北京的，学船舶的。”
河生跟他握了握手。赵磊的手胖乎乎的，很有力。
另一个男生正在整理东西，听见他们说话，也转过来。瘦瘦的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带着南方口音：“我叫孙海平，浙江宁波的，也是船舶系。”
河生跟他们点点头，找到自己的床位——靠门的下铺。他把行李放上去，铺好褥子，套好被罩。母亲做的被褥是棉花的，比学校发的厚实多了，铺上去软软的。他闻了闻，有太阳的味道。
后面几天，另外三个室友也陆续到了。一个叫刘建国的，安徽农村的，黑黑瘦瘦的，话不多；一个叫张伟的，江苏南通的，家里是渔民，说话嗓门大；还有一个叫陈志远的，上海的，本地人，白白净净的，穿着时髦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
六个人，六个省，六种口音。河生觉得，这大概就是大学了。
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。
大礼堂很旧，但很大，能坐上千人。墙上挂着校训：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。河生坐在船舶系的方阵里，听校长讲话。校长是个老头，头发花白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他讲了学校的历史，讲了钱学森校友，讲了“倍看高、基础厚、要求严、重实践”的传统。河生听着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——好像他走进了一条河，一条很大很大的河，里面有无数的人，无数的事，无数的可能性。
校长讲到最后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同学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交大人了。交大人的肩上，扛着国家的未来。”
河生的心跳了一下。
散会后，赵磊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怎么样，激动不？”
河生点点头。
“我反正激动坏了，”赵磊说，“这可是交大啊！钱学森的母校！将来毕业了，我也要去搞导弹！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想起林雨燕说过的话——“你物理那么好，应该学造飞机大炮。”他当时没当回事，现在忽然觉得，也许她是对的。
军训开始了。
九月的上海，秋老虎正凶。太阳毒辣辣地晒着，操场上没有一棵树，水泥地晒得发烫，走在上面能感觉到热气从脚底往上窜。河生穿着迷彩服，戴着军帽，扎着武装带，站在队列里，汗从脸上流下来，流到脖子里，流到背上，衣服湿透了，贴在身上。
教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安徽人，黑得像块炭，嗓门大得能把玻璃震碎。他站在队列前面，喊口令，纠正动作，一个一个地抠。站军姿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，不许动，不许擦汗，不许眨眼。有人晕倒了，被扶到树荫下，灌一瓶十滴水，歇一会儿，又回来接着站。
河生没晕。他从小在地里干活，晒惯了。但腿还是酸，腰还是疼。他咬着牙，盯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，心里默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晚上回到宿舍，六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。赵磊趴在床上哼哼唧唧，说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。刘建国一声不吭地揉着脚，脚上起了两个泡。张伟倒头就睡，鼾声如雷。陈志远慢条斯理地擦着防晒霜，说你们农村来的就是皮实，我们城里人不行。
河生没说话。他躺在铺上，看着上铺的床板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他想起家里的地，想起锄草时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，想起挑水时肩膀磨出的茧子。那些苦，比站军姿苦多了。但他从来没觉得苦过。那时候，他只想着怎么把活干完，怎么让母亲少累一点。
现在呢？他站在这儿，穿着军装，站在上海交大的操场上，听教官喊口令。这一切，像梦一样。
军训第四天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那天下午练正步，教官让他们一排一排地走。河生走得很认真，每一步都踏得很实。但教官还是不满意，说他的手臂摆得不够高，腿踢得不够直。让他单独走一遍。河生走了，教官还是摇头，让他再走一遍。又走了，教官还是摇头。
“你到底行不行？”教官有点不耐烦了。
河生没说话。他站在那儿，脸涨得通红。周围的人都看着他，有人憋着笑，有人小声议论。
“再来一遍！”教官说。
河生深吸一口气，又走了一遍。这一次，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，每一步都用尽全力。走完，教官看了他几秒，忽然笑了：“行，这一遍还行。归队。”
河生回到队列里，心跳得很快。赵磊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哥们儿，你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。”
那天晚上，河生躺在铺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想起白天的事，想起教官不耐烦的语气，想起周围人的目光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。不会说普通话，不会跟人打交道，连走个正步都走不好。他在老家是全县第一，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，是乡亲们嘴里的状元。到了这儿，他什么都不是。
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在他手心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过了很久，才慢慢睡着。
军训结束后，正式上课了。
河生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教室，发现和高中完全不一样。教室很大，能坐一两百人。老师在讲台上讲课，下面坐着一片人，没人点名，没人管你听不听。有人在看闲书，有人在睡觉，有人在写别的课的作业。河生坐在第一排，认真听，认真记。他怕自己听不懂——老师讲课用的都是普通话，语速很快，偶尔还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。他听不太懂，就使劲听，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，下课了再慢慢消化。
第一学期的课有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英语、计算机基础、工程制图，还有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。河生最怕的是英语课。他在中学学的英语是哑巴英语，会做题，不会说。老师让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他憋了半天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全班都看着他，他脸红得像火烧。
下课后，英语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。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姓李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温柔。
“陈河生，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？”
“河南，一个县里。”
“英语基础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……就是……不会说。”
李老师笑了：“没关系，这是很多新生的通病。尤其是农村来的学生，口语普遍弱一些。我给你推荐几本听力材料，你每天听半个小时，慢慢就会好的。另外，学校有英语角，每周五晚上，你可以去练练。”
河生点点头。
从那天起，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到操场边上的小树林里，戴着耳机听英语。听一遍不懂，听两遍；两遍不懂，听三遍。他把每个单词都抄下来，查字典，背下来。晚上下了自习，他再去英语角，站在人群里，听别人说，偶尔自己说一句，结结巴巴的，但越来越不害怕了。
一个月后，李老师又叫他去办公室，让他念了一段课文。他念完了，李老师点点头：“进步很大。继续坚持。”
河生走出办公室，心里忽然觉得，也许他什么都能学会。只要肯学。
三
十月初的一个周末，方卫国来了。
方卫国在华东师大读书，离交大不远，骑车二十多分钟。他骑着一辆崭新的山地车，穿着运动服，戴着棒球帽，一到宿舍楼下就大喊：“陈河生！陈河生！”
河生从窗户探出头去，看见方卫国站在楼下，朝他挥手。他跑下楼，方卫国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他。
“兄弟！想死我了！”
河生也笑了。这是他到上海以来，第一次真心地笑。
两个人找了个小饭馆，要了几个菜，一瓶啤酒。方卫国话多，一坐下来就开始说，说华东师大怎么样，说他们系里的女生多漂亮，说他加入了学生会，说他准备竞选班长。河生听着，偶尔插一句。
“你呢？”方卫国问，“交大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还行？你们学校可是钱学森的母校！你学什么专业来着？”
“船舶工程。”
“造船？”方卫国愣了一下，“你咋想起来学这个？你不是物理好吗？应该学核物理、搞导弹啊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选了船舶工程。报志愿的时候，他看着招生简章上的专业列表，一个个看过去。机械、电机、化工、土木……他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看到“船舶与海洋工程”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忽然闪过黄河，闪过黄河上的木船，闪过德顺爷拉过的纤绳。他就选了。
“造船也挺好，”方卫国说，“将来造航空母舰！”
河生笑了：“哪有那么容易。”
“怎么不容易？”方卫国喝了一口啤酒，“你想想，咱们这一代，什么干不出来？我前几天看报纸，说中国要造大飞机，要造高速铁路，要造航空母舰。这都是机会！你学造船，将来搞国防，多牛！”
河生想起军训时教官说的话，想起校长说的“扛着国家的未来”，想起林雨燕说的“学造飞机大炮”。他忽然觉得，方卫国说得对。也许他真的能造点什么。
“你呢？”他问，“你学什么？”
“中文。”方卫国说，“将来当记者，或者当作家。写文章，记录这个时代。”
河生看着他，方卫国的眼睛里有一种光，很亮。他说：“你肯定行。”
“那是！”方卫国笑了，“咱俩一起努力！你在交大造航母，我在报社写文章。等将来老了，咱们坐在一起喝酒，吹牛，说当年……”
他说着说着，忽然停下来，眼眶有点红。
“河生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吗？我来上海之前，我爸跟我说，你跟河生好好处，那是你一辈子的兄弟。我爸说，你们俩都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，不管走到哪儿，根都在那儿。”
河生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端起啤酒杯，跟方卫国碰了一下。
两个人喝完了酒，走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。十月的上海，天气凉快了一些，桂花开着，香得很浓。方卫国指着远处的一栋楼说：“那是我们系的教学楼，民国时候盖的。漂亮吧？”
河生看了看，是一栋老建筑，红砖墙，拱形窗，爬满了藤蔓。他说：“漂亮。”
“你那边呢？交大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“有……图书馆很大。”
方卫国笑了：“你就知道图书馆。”
两个人走了很久，走到一条河边。河水不宽，两岸种着柳树，柳枝垂在水面上，在路灯下晃晃悠悠的。
“河生，”方卫国忽然说，“你给家里写信了吗？”
“写了。”
“我也写了。我爸回信说，我妈想我想哭了。我看了信，也哭了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大哥，想起了那封他寄出去的信。
那是他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写的。他在信里说，上海很大，学校很好，宿舍有六个人，食堂的饭不贵，让他妈别挂念。他写得很短，一页纸。写完以后，他去邮局买了邮票，贴上，塞进邮筒。
信寄出去以后，他就开始等回信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第七天，回信来了。是大哥写的，字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个字他都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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